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:说唱这一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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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广播盛世 央广网北京1月29日消息据中国乡村之声《三农中国》报道,说唱这一行,专门讲故事,评书、评弹,同宗同源。随着时代变迁、文化娱乐多元化,从事说唱这一行的,越来越少

广播盛世

央广网北京1月29日消息 据中国乡村之声《三农中国》报道,说唱这一行,专门讲故事,评书、评弹,同宗同源。随着时代变迁、文化娱乐多元化,从事说唱这一行的,越来越少了。没有剧团再招评书演员,传统意义上的“评弹”也正在逐渐消逝。会不会有一天,没有人再说评书、没有人再会唱传统意义上的评弹? 《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》职业季今天播出第五篇:《说唱这一行》。采制:中央台记者陈蕾、景明。 江苏苏州,有一所评弹学校,这是中国唯一的单一曲艺种类的学校。吴静老师正在教学生苏州话,做评弹演员,这是第一关。 72岁的评弹艺术家金丽生,对这所国家投资、专门培养评弹人才的学校,又喜又忧。 记者:评弹学校的毕业生,每年有多少人从事评弹呢? 金丽生:每一届毕业生五六十人,真正进入团的最多十个,而且这些人今后还有一部分人要转业。 记者:专业评弹团是不是在萎缩? 金丽生:少了,最多的时候39个评弹团,现在大概10多个团,我对评弹今后的前景不是很乐观。 评弹,属于说唱门类,最初的形式是评话,只说不唱,后来加上了苏州的流行小曲儿,就成了评弹,又说又弹又唱。而北方的评书,和评弹同宗同源,一直保留了“评话”口说的特色。 “上回书说到,金宋两国在爱华山前展开一场殊死战斗。大金国四郎主金兀术带领四十万人马,兵至爱华山,在山内扎好营盘。” 这段书,刘兰芳最喜欢,张口就来,但很少说了。评书的影响已大不如前,没有剧团再招专业演员,刘兰芳说,若不扶持,这一行慢慢就没有了。 刘兰芳:我徒弟很少,我收的都是些老人,都有职业,再收来的徒弟,再找职业就不好办了,没有曲艺团了,上哪儿去啊。 评书和评弹一样,都起源于说故事。狭长的街道上,观众坐满街头巷尾,这是说唱艺人最早的从业环境。 上世纪二十年代,茶楼林立,说书人从街头走进茶楼,渐渐还有了专业书馆。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,有了收音机,评书广为传播、大师辈出。连阔如,擅长学马叫,得名“跑马连”;王杰魁擅用不同方言,街上大喇叭一出他的《七侠五义》,好多人不动了,车铃铛也不响了,人称他“净街王”。 五十年代,袁阔成大胆创新,撤掉面桌、醒木,全身动起来,成为新中国说新书的第一人。 上世纪八十年代,借助广播电台,评书风靡一时。刘兰芳、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,这些名字和他们的作品《岳飞传》、《白眉大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杨家将》,成为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。 2015年12月30日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厅,久未露面的刘兰芳登台,只说了新编的段子。尽管年龄大了,为了北方评书还能活着,刘兰芳每年坚持说书100多场。老伴儿一路跟着,心疼。 王印权:我说刘兰芳你都71了,她说我还有20年呢才能退休,有些任务还得完成。 苏州珍珠弄5号,苏州评弹团,这里也是苏州评弹最早的行业组织光裕社。200多年前,王周士创建光裕社,就是希望评弹事业能“光前裕后”。 盛小云,46岁,当代评弹大师,说起传承,心里是另一番滋味儿。她说,很怀念过去“跑码头”那种竞争环境,虽然苦,但那是必须的过程。 盛小云:方圆步行半个小时,有四五家书场,我也开书,你也开书,那我就跟你对垒,就看谁拼得过谁。那时候还有这样一个竞争环境,但是,现在没有,现在都是政府包下来,不卖票了。 2006年,苏州评弹成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,不少乡镇有了公益书场,演员一场演出固定收入400元。书场有了,学校有了,就是没有了竞争。 记者:对职业的代代相传,您觉得会有危机吗? 盛小云:当然有危机感,因为演员没有竞争的话肯定出不来。 金丽生,做了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评委,他说,奖评了不少,但高兴不起来。 金丽生:表面上搞评弹艺术节,演了三十几场,搞得轰轰烈烈的样子,表面很繁荣,其实,评弹演员的水平,真正好的是很少很少的,跟老一辈无法比的。 金丽生说,这个行当,需要信仰、信念。老一辈艺术家,要扬名立身,养家糊口,更重要的,是全身心热爱,当成一辈子的事业,下苦功,那种精神,现在没有了。 金丽生:到底有没有把传承民族文化作为自己毕生奋斗的方向,你有没有信仰,有没有自己的理想?这是关键。 金丽生感慨,评弹学校的毕业生大部分被招到非曲艺单位唱评弹,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演员了。评弹的职业选择多元化了,从说唱这一行的现状来看,唱评弹的人不算少,但真正的艺术家后继乏人,传统意义上的“评弹”正在逐渐消逝。 评书,似乎连表面的繁荣都看不到。这是80多岁的单田芳,紧跟潮流,说书说起了流行歌曲,甚至和流行歌手同台表演。大师们不顾高龄,在努力创新,这情景不禁让人心酸。而86岁的袁阔成,甚至想用周杰伦的方式演绎《水浒传》,还没有尝试,就在2015年去世。几个月后,92岁的刘立福先生也走了。 刘兰芳:现在没几个了,单田芳,田连元,连丽如,就这些个,你再找还有谁啊?没有几个。 十多年没有收徒弟了,今年的正月十三,刘兰芳将再次收徒,她心里是存着希望的。

“评书”的概念是什么,张次溪在《人民首都的天桥》里说:“评者,论也,以古事而今说,再加以评论,谓之评书。评书要“有话有评”,“话”是描述故事人物,“评”是发表说书人自己对于事物的意见,或褒或贬。所以,从前书馆门口的楹柱上,常常标示两块木牌,一书“谈今论古”,一书“醒世良言”。评书就是通过讲古论今,阐述道理。

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,在文盲率超过九成的乡村地区,说书人却以其博闻强识,堪比传道授业的师者。女作家菡子(1921-2003年)早年在溧阳(今属江苏常州)乡下时,经常听“一个正派而有学问的老先生”讲《水浒》和《三国》。数十年后回忆起民国年间的那段经历时,她仍然非常激动:“他清癯的脸,两眼虽不左顾右盼,但可以感到它们光芒四射。我有时把他看作前清秀才,听了《三国》,又把他比作活着的诸葛亮”。如此一来,在来到乡村献艺的各种艺人中,“唱戏的不叫先生,只有说书的才配叫先生”,所以也就有了“说书先生”这样的称谓。

“俗讲”是唐代寺院中盛行的一种“说话”形式,为了增加信徒听僧人讲经的兴趣,僧人在讲经时会穿插一些历史故事、民间传说和一些当朝英雄的事迹。慢慢的又将之画成图画,照图讲述,成为俗讲的底本,就是后来的“变文”,近代从敦煌石窟中发现很多。慢慢的“俗讲”也流入民间。

与刘兰芳并称“北方评书四大家”的还有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。袁阔成以播讲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烈火金钢》、《封神演义》等长篇评书征服了全国听众。单田芳播讲的《童林传》、《三侠五义》、《白眉大侠》等长篇评书同样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。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杨家将》首开中国电视评书之先河,并在全国引起轰动。此后,他陆续推出的《小八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施公案》等多部作品在全国近百家电视台播出。

其实,醒木是评书艺人的演出许可证。醒木不是自备,是徒弟学艺功成,在出师时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,由师傅传授给徒弟。徒弟当众接过醒木,才能自己独立演出,师承的门户不同,其醒木的尺寸大小也不一样。如果评书艺人到某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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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帕

《火影忍者》评书。

第三次高潮,30,40年代。代表人物有王杰魁、连阔如、陈士和等。

这样的快乐可能只持续了一代人的时间。进入21世纪之后,评书(评话)已显颓势,南北两支最终却是殊途同归。苏州评弹虽然极早就选入了“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”,在许多场合被当作一种“文化名片”使用(比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宣传片就选用了苏州评弹“茉莉花”);但在此类表演中,琵琶弹唱的“弹词”几成“评弹”代称,苏州评话(尤其是“大书”)出现的频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即使是盛极一时的北方评书,随着各类娱乐节目的兴起和广告的介入,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

第二次高潮在清末民初。代表人物有号称评书大王的双厚坪。

也有说是派了梅子卿、清云风、赵亨利、胡鹏飞四位丞相传徒授艺,大兴此道。这便是后世“梅、清、胡、赵”北四门的来历。因此上,黄河以北的鼓书艺人都供周庄王为祖师爷。其实这也仅仅是一个传说,或许有点历史常识的人去查一下历史资料,肯定查不到这段历史。但北方艺人分“梅、清、胡、赵”四个门派却是没错的。最上方写着“大周庄王姬佗”的名讳,左右是“至圣先师”与“文昌帝君”,下边另起一行写得便是“梅、清、胡、赵”四人的名字,很有意思。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城市有线广播农村大喇叭的定点播放,尤其后来半导体收音机的普及,给了评书极大的生存空间。那时一大群人围坐在收音机前收听、谈论。在20世纪80年代,许多市级电台评书的播出量甚至近乎达到40%-50%。其中,天津电台在原来《评书连播》的基础上,于1982年9月开办“中长书连续播讲”,扬州电台于1984年开办《广播书场》节目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则于1988年7月开办了《长篇评书》节目。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,每日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“评书”,就如同当下人们“追剧”一般,其中的快乐是难以言表的。

“诌书咧戏,听不腻的曲艺。”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。

评书艺术的第三次大发展出现在二十世纪三、四十年代。当时,随着世界科技水平的发展,无线电广播的普及,为评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。评书艺人从书馆走进了电台。当时北京的广播电台有中国广播电台、增茂广播电台、北平胜利电台、百力维电台等很多商业电台,竞相邀请著名评书演员为其播讲评书,兼播商业广告。王杰魁在电台播出《包公案》时,市里商号用扩音器播放,行人都到店里面去听,遂获“净街王”的称号。他最拿手的书目是《七侠五义》。品正三曾在电台播出了全部《隋唐》,令听众大饱耳福。连阔如长期在电台说《三国》、《东汉》等书,颇受听众欢迎。在电台播出的评书还有袁杰英的《五女七贞》、赵英颇的《聊斋》、段兴云的《济公传》等。

一遍拆洗一遍新,只若说的赶劲。

遗憾的是,中国的评书从未完成这样的转型——流行一时的“电视评书”无非是将表演舞台从书场搬到了荧幕上而已。人们始终无法将“说书先生”与电视剧的“编剧”抑或“旁白”角色联系在一起。尽管田连元先生仍旧坚信“只要人类还说话,评书艺术就不会衰亡”,“说书先生”这一行当的消逝,恐怕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。

这里的“说弹词”其实就是说书,因此,柳敬亭后来被誉为大说书家。他从师莫后光,颇得真传,擅长说《水浒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精忠岳传》等,技艺卓绝,炉火纯青。周容《春酒堂文集?杂忆七传柳敬亭》载云:“癸巳借敬亭于虞山,听其说数目,见汉壮缪,见唐李郭,见宋鄂、蕲二王,剑戟刀槊,钲鼓起伏,髑髅模糊,跳掷绕座,四壁阴风旋不已,予发肃然指,几欲下拜,不见敬亭。”

原标题:单田芳辞世,带走了“说书先生”的时代

“胡”“赵”两门传人一直不多,近现代艺人大都属“梅”、“清”两门,彼此来往(

曾在中国引起轰动的晨间剧《阿信》。

评书因所处地域不同而名称各异。北方叫做评书,江浙一带以及福州叫做评话,湖北、四川等地仍叫做评书。我们所讲述的是北方评书,因为就普遍意义而言,评书主要是指北方评书,评书艺术的历史源远流长,普遍认为,评书“起自春秋,兴于唐宋”。史书上第一次出现“说书”二字,是在《墨子?耕柱》篇,“能谈辩者谈辩,能说书者说书”。这里的说书二字并非是我们后世所说的评书,而是对古代留传下来的文化典籍进行研究。

与此同时,“就以北派说评书而论,他们的门户是分三臣。三臣系何良臣、郑光臣、安良臣。如今北平市讲演评书的艺人,皆为三臣的支派传流下来的。三臣系王鸿兴之徒”。相传王鸿兴是柳敬亭的弟子,王鸿兴原来以说大鼓书为业,后经过柳敬亭的点拨,技艺大进,于是拜柳敬亭为师。王鸿兴在北京收了三个徒弟,安良臣、何良臣、邓光臣。王鸿兴去世后便由三个弟子立门户传授弟子,直至后世。到清末民初时期,京城中的评书界已然名家荟萃,书目繁多。当时,北京的天桥是曲艺创作与演出都很活跃的地方。这一时期公推的书坛领袖当属“评书大王”双厚坪和“潘记书铺”潘诚立。此外,擅长说《施公案》的老前辈群福庆,嗓子天赋好,字正腔圆,尤其以表演书胆黄天霸闻名遐迩,显出深厚的功力,江湖人称“活黄天霸”。以说《水浒传》誉满京城的徐坪玉,则因为他刻画武松这英雄人物生动形象,在业内赢得了“活武松”的美名。

“敬亭名逢春,字敬亭,面多麻,人皆以柳麻子呼之。本姓曹,泰州曹家庄人也。李公三才开府泰州,缉地方不法,长吏以逢春应,时年十七八岁一恶少耳。开府轻其罪,乃出亡,云泰兴,佣于某,久之意不乐,遂去。游四方,至宁国,醉卧敬亭山下,垂柳拂其身,遂慨然曰:‘吾今姓柳矣,即号敬亭可乎,’于是名逢春,号敬亭焉。偶闻市中说弹词,心好之,辄习其说,遂以说闻。”

第二部分 可证之史

对此,连丽如(连阔如之女)认为,广播、电视等新兴传媒的介入,极大地增强了评书的传播力,但也在一定程度上“害”了评书这门艺术。单田芳进一步指出,这与评书的形式和特点有关:“一个人、一张嘴,没有别的东西,形式非常单调。不像明星在台上唱一首歌,需要有灯光、服装、伴舞,看起来那么热闹。”除此之外,一部长篇评书一般都在一百回以上,而且部分评书甚至会有三四百回之多,以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剑》为例,它的总回目达到了400回之多,一回按25分钟计算,共需要花费10000分钟,也就是大约166个小时。不言而喻,对于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年轻人而言,听完一部完整的评书可能变成了一种时间上的奢侈。2016年时,为吸引“二次元”时代的年轻观众,王玥波曾经尝试播讲《火影忍者》评书, 结果却是事与愿违,有观众吐槽,长达一刻钟的时间,却只说了漫画版《火影忍者》开篇不到3分钟的内容,“说得这么慢,哪年才能完?”

这一时期还应提到石玉昆。石玉昆不是评书艺人,他擅长多种技艺,甚至根据“子弟书”的曲调自创了“石韵”或叫“石派书”。留传下来,成为单弦的一个曲牌。但他整理并创作的《三侠五义》却是后来评书的重要书目,在评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,也是近百年来流传最广的书目之一。在民间的影响力,不

二 评书的发展及鼎盛

刘兰芳《岳飞传》。

广播电台的出现推动了评书艺术的发展

亚于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》等许多古典文学名著,在中国文学史上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。

恐怕,未必。

当时,剑侠书最为盛兴。北京艺人常杰淼在天津说书,他以《吕四娘》为基础,编演了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,在《新天津报》上连载。他死后,其弟子蒋轸庭仍用其名口述记录,陆续出版四十余集。同一时期,北京艺人张杰鑫以《清烈传》为基础,编撰了评书《三侠剑》,在天津演说,也很受欢迎,并刊印出版。这两部剑侠书问世后非常走俏。以后又有人仿效《雍正剑侠图》的编撰手法,编演了各种剑侠题材的“续书”,如《明英烈》的续书《洪武剑侠图》便是一例。在剑侠书走俏的情况下,一部分评书艺人放弃了原来的袍带书,改说剑侠书,因而出现了剑侠书泛滥的局面,但为中国近代武侠小说的兴起打下了基础。 评书艺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改革创新

再扩大地域来说,在北方,除京津一带称作“评书”外,东北也有“评词”的叫法;到了南方,江浙和福建一带叫作“评话”,而湖北、四川等地则仍称为“评书”。之所以有“评书”与“评话”的区别,可能是江南和福建等地流行的各种评话,直承元明以来的“平话”的表演传统;而北方及西南地区流行的各种评书,主要是蜕化于鼓书“说唱”,或说由书目到表演,包括曲种称谓的形成,均受鼓书影响较深的缘故。由此究其本质,“评书”和“评话”实无分别。

评书艺术在“文革”时期停止发展,1979年刘兰芳说的《岳飞传》风靡全国,先后有数十家电台竞相转播。刘兰芳嗓音洪亮,吐字清楚,语言流畅,气势雄浑,感情充沛,风趣幽默。以刘兰芳的《岳飞传》为突破口,评书艺术得以迅速复苏。不论传统评书,还是新编评书,都获得空前的发展。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新评书创作又有进步,中国铁路文工团的田占义在曲艺作家沈永年等协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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